墨家的興起與衰落

春秋戰國時期，正是中國從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的時期，諸侯爭霸，群雄并起。這時候社會的轉型需要思想學說做理論指導，諸侯之間的激烈競爭又導致他們極力招攬人才。時代的需要，寬松的學術氛圍，孕育了中國最樸素而燦爛的思想文化。一時間諸子興起，百家爭鳴，互相借鑒又互相詰難。討論的問題之廣，涉及的題材之多，發掘的深度之遠，以及對后世的影響之深遠，都是空前絕后的。豐富燦爛的文化成果構建了中國古代文化的基本框架，而后中國文化兩千多年的發展，盡管也受到一些外來文化影響，但總是被中國文化消化和吸收（如西漢末年開始傳入中國的佛教，唐朝早期開始傳入中國的伊斯蘭教、基督教，晚清時期開始影響中國的西方思想哲學體系），中國的主流文化還是這個時期奠定的。這期間形成的對后世較有影響的學說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兵家等。所謂東方人的智慧，無論是中國、日本，還是韓國，都離不開這幾家的范疇。

墨子正好生活在孔子之后、孟子之前。墨子早年“學儒家之業，受孔子之術”，后來他看到儒家學說的種種弊端，于是自立門戶，開創了墨家學派。墨子畢生為之身體力行，傳身教，為墨家學說的發揚光大和實施濟世而奔走呼號。在其晚年和身后，墨家漸漸成了最有影響的學派，與儒家學說分庭抗禮，并大有凌駕其上之勢。以至于孟子哀嘆：“墨翟之盈天下。”荀子更是說：“禮樂滅息，圣人隱伏，墨術行。”韓非也說：“世之顯學，儒墨也。”

墨家學說成于道、儒之后，為什么能夠異軍突起而盛行一時呢？在于它提出了一些當時儒道兩家學說沒有提出的社會學說和政治方案，如王天下、正諸侯、尚賢能、等貴賤等思想。尤其是它反對非正義的戰爭和窮奢極欲的享樂生活，得到了很多小國的支持，反映了廣大下層老百姓的呼聲。

先秦諸子的學說，主要是圍繞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展開的，墨家也是如此。墨子注重品行的完善，認為有四種品行是君子必須具備的：貧則見廉，富則見義，生則見愛，死則見哀。他認為，君子必須意志堅定，而有信，行如一，表里一致，敢于捍衛真理，善于明辨是非，并要經常審視自己。他不但注重本身的修行，還注意到了結交朋友的重要性，說道：“染于蒼則蒼，染于黃則黃”，即我們所說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墨子跟道家、儒家還有個顯著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不但注重傳，還注重身教，身體力行。墨家的人全部葛衣短衫，親自勞作。墨子不像老子、孔子那樣四體不勤、五谷不分，他甚至鼓勵弟子們以苦為樂。正因為如此，墨子才深知民間疾苦，才對儒家提倡的繁文縟節深惡痛絕。也是這個原因，墨家才迅速得到廣大平民的支持，具備廣泛的民眾基礎，成為一時之顯學。

但墨家提出的非攻思想，不符合戰國時期大一統的趨勢。在當時的條件下，不通過戰爭不可能真正結束分裂而使天下穩定。墨子及其后來的弟子都沒有弄清楚，至少沒有把這樣的觀點形成文字：戰爭，有時也是實現和平的一種手段。因此非攻思想不可能被那些實力強大的諸侯國接受。而兼愛非攻是墨子的主流思想所在，因此墨子思想不可能被大國接受。墨子奔走呼號一生也沒有實現自己的理想，他的弟子更是如此，其原因就有非攻不符合那種特殊戰亂的年代。

戰國時期，墨家內部嚴格的半軍事化的紀律、準宗教式的信仰、慷慨赴死的精神、對大義的執著追求，導致大批弟子在幫助守城時死亡，喪失了大批墨學精英。墨子為勸楚惠王而親自赴楚，根本不把生死當回事，其后來者亦是如此。

墨子思想在很多地方跟孔子儒家直接針鋒相對，一直互相攻擊。當儒家成為正一統后，墨家思想就被視為異端，遭到封殺。

在墨子之后，墨家再沒有出現一個天才的集大成者，進一步完善其思想，以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與時俱進，適應時代的要求。而道家先有老子，后有莊子和劉安；儒家自孔子后有孟子、荀子、董仲舒。特別是在西漢初年，國家大治，統治者在尋找治國良策時，董仲舒及時奉上“天人三策”，劉安也獻上《淮南子》，而墨家作為當時的顯學卻在學術和治國思想上無所作為。結果漢武帝采納了董仲舒的學說，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正式跟皇權結合，成為正統思想，墨家淪為雜家。

西漢初年，游俠成為一種風氣。疑為墨家弟子的郭家、朱解之流對民間影響非常之廣。加之墨家內部有一套完整的賞罰制度，墨家弟子犯了法，自己處罰，完全不需政府插手。作為封建集權的統治者，怎么可能容忍他人的影響比政府比皇帝還大？又怎么可能容忍有別的組織可以在法外立法？因此漢景帝時開始彈壓墨家。到漢武帝時，儒家思想成了主導，郭家、朱解之流又以武犯禁，藐視皇權，殺人于千里之外；更有一些墨家子弟參加了當時的七國之亂。漢武帝震怒之下，先后三次重拳出擊鎮壓墨家。墨家子弟的活動從此走向地下，逐漸衰落。游俠之風也因此衰落，直到大唐才又漸漸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