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能舉之，無能則下之

原文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墨子·尚賢上》）

大意有能力的就舉賢，沒有能力的就棄之不用，舉薦要講公平，躲開私人恩怨。

墨子反對任人唯親的宗法血緣用人制度。尚同就是在一個國家中政令、體制、賞罰、刑治從中央到鄉里上下一致，做到令出必行。“尚賢”是“尚同”的根本，“尚同”是“尚賢”的體現和延伸。墨子認為，只有上下一致，尚賢尚同，才能實現國家的大治。

在墨子看來，無論是鄉正（鄉長）里長（村長），還是國家的高層甚至元首，都應該由賢能的人（圣人）擔任，都應該由大家推舉產生。這就有點像現代的民主制度了。現在看來，只能說墨子的眼光太超前了。其實也不是不可行的，古羅馬共和國不就是這樣的嗎？不過古羅馬共和國還有奴隸，奴隸們是沒有選舉權的，只有平民才有選舉權。墨子的思想比古羅馬共和國更超前，春秋戰國時期還有很多貴族擁有奴隸，在墨子看來，不分貴族奴隸，不分貧富貴賤，用人只有一個標準：賢或者不賢。

墨子為什么在兩千多年前就有那么進步的思想呢？其實不奇怪，墨子思想本來就是建立在平民思想基礎上的，其來源主要就是參照堯舜時代。他經常掛在嘴邊的賢能楷模就是堯舜禹湯文武，與此相對的就是桀紂幽厲。眾所周知，三皇五帝堯舜禹時代是原始社會晚期，氏族頭領的產生都是禪讓或者推舉產生的。最著名的就是舜通過了堯好幾道嚴格的考驗才被指定為繼承人的。而大禹更是因為治水艱苦卓絕且富有成效才得到擁護的。世界經過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后，民主得以重新確定發展，用人制度也回到了唯賢是舉。

歷史繞了一個圈，我們回頭再看看墨子，就不得不佩服其眼光的前瞻性和思想的深邃性。

《墨子·尚賢上》又云：“故古者圣王之為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則民弗敬；蓄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舉三者授之賢者，非為賢賜也，欲其事之成。故當是時，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此若之謂也。”所以古代圣賢帝王施政，安排位置給品德高尚的人，崇尚賢能的人，即使在農民、工匠或商人之中，有能力的就舉薦，給予其高爵位，重賜其俸祿，任用其以政事，給他決斷的權力。并且說，爵位不高，則百姓不敬重；俸祿不豐厚，則百姓不信任；政令不專斷，則百姓不畏懼。將此三者授予賢能人士，不是為了賞賜賢能，而是要其事業成功。所以在這時，按德行列位次，以官職為國家服務，按勞動績效確定獎賞，按照功勛分給俸祿。因此做官的不會經常富貴，而百姓也不會終身貧賤，有才能的就舉薦，沒有能力的就撤下，舉薦要講公平，回避私人恩怨。這就是墨子所說的意思。其實，墨子所說的“爵”“令”“祿”用當今之通俗語講就是職、權、利三者，若要重用賢人，卻又不賜此三者，即使是再賢的人也是難以發揮作用的。

墨子還說：“得意，賢士不可不舉；不得意，賢士不可不舉。……夫尚賢者，政之本-->>也。”（《墨子·尚賢上》）意即為國家太平時，賢士不可不舉用；不太平時，賢士不可不舉用；崇尚賢人，是施政治理的根本所在。可見，墨子所崇尚的是開明治理。雖然儒家也主張選賢舉能，但他們的賢能范圍只限于在位或不在位的君子，不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