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的上海夏天，像口燒紅的鐵鍋。

法租界霞飛路的“福興糧行”門口，隊伍從巷口繞了三圈，提著空布袋的市民擠得汗流浹背。

穿藍布衫的老太太攥著皺巴巴的法幣，對著糧店伙計喊：“我昨天就排了仨鐘頭，怎么今天還沒輪到我？”

小伙計擦著額頭的汗搖頭：“早市的米剛卸下來就搶光了，您明天早來半小時試試！”

旁邊賣青菜的張嬸蹲在地上，看著筐里蔫了的空心菜嘆氣：“白菜漲了三倍，蘿卜貴得能換銀元，再這樣下去，我家娃只能啃樹皮了！”

聯合銀行總行的頂樓，沈逸風站在落地窗前，望著樓下的混亂。

桌上攤著剛從統計局送來的報表，紅筆圈著的“七月米價較上月上漲217%”“面粉漲幅189%”像把刀，扎得他指尖發疼。

秘書小鄭捧著茶進來，聲音帶著顫：“先生，黃浦江的運糧船被擠得沒法靠岸，碼頭工人說，糧庫的存量只夠支撐三天了。”

沈逸風轉身，西裝外套搭在椅背上，領口敞著，露出里面汗濕的襯衫。

他抓起桌上的電話，按下內線：“通知周顧問、陳經理，半小時后開緊急會——帶上所有物價數據和貨幣發行報表。”

會議室的吊扇吱呀呀轉著，吹不動滿屋子的燥熱與焦慮。

經濟顧問周慕之推了推金絲眼鏡，指著黑板上的“貨幣供應量曲線”：“根源在軍費。內戰擴大后，軍費開支占財政總支出的七成，央行不得不超發貨幣填補缺口——錢印多了，東西沒多，自然就‘毛’了。”

銀行信貸部陳經理攥著報表，眉心擰成疙瘩：“可外匯儲備只剩兩千五百萬美元了，要是全用來進口糧食，萬一美元兌法幣再漲……”

“顧不了那么多了！”沈逸風一掌拍在桌上，茶杯里的茶水濺出來，“老百姓的飯碗比外匯數字重要一萬倍！立刻啟動‘物價平準基金’——把外匯儲備的三分之一劃出來，委托怡和洋行進口十萬噸大米、五萬噸小麥，下周末必須靠岸。另外，通知全國分行，明天起緊縮銀根：貸款利率上調三個點，企業信貸額度砍半，個人儲蓄利率提至年息8%——把市場上泛濫的錢收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