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考核也得改！”林織娘作為工農女性代表，提出了關鍵意見，“不能光考背書，得考‘理論用得對不對’——每學期要交一份6000字的理論分析報告，結合四門課的核心理論，分析一個民生問題，比如‘用《秀英思想》分析織工工資低的原因’；還要交一份實踐報告，比如‘用《品德與法典》幫織工擬維權方案’，工農代表要參與評分，不合格的得重修理論課。”

馬淑賢補充了少數民族的考核細節：“少數民族學生的理論報告，可以用本民族語寫，案例也可以選本民族的——比如彝族學生可以寫‘用《常靜徽思想》分析山地球隊的組織方法’，這樣理論才接地氣。”

下午兩點，投票環節開始。近兩百名工農代表舉起手里的麥稈投票牌（黃村麥農做的，象征工農民意），全票通過《高等學府思想品德與大明民主主義理論課建設標準》。散會時，趙麥圍把《大明民主主義原理》遞給漢武大學的代表：“記住，這書里的理論，不是給官看的，是給工農用的，教出來的學生，得能幫俺們種好麥、護好娃、織好錦。”

半個月后，漢武大學的“大明民主主義學院”正式掛牌，院長是黃村的張大叔（工農代表），副院長是蘇省的織工李姐。學院的第一堂《大明民主主義原理》課，張大叔沒帶課本，而是帶了一把麥鐮和黃村的修渠圖紙：“今天講‘群眾史觀’，俺們不說舊朝的事，就說黃村修渠——當時技術員說要修混凝土渠，要花五萬明幣，老農們說‘用竹筐裝石頭堵缺口，只要一萬’，最后按老農的法子辦，不僅省錢，還快了半個月。這就是群眾的智慧，是咱們理論的根。”

學生們跟著張大叔去黃村麥場，用《韻瀾思想》的“實踐三步法”調研麥種需求：第一步，蹲在麥垛旁聽老農說“要抗濕、早熟”；第二步，用《大明民主主義原理》的“客觀規律”分析，黃村多雨，早熟麥能避開梅雨；第三步，選了三個麥種試種，最后“民生2號”麥種畝產多了兩百斤——這就是理論落地的樣子。

京北百姓大學的《朱靜雯的百姓思想》課上，王嬸（護童員，工農代表）給學生們講“聽百姓說”：“去年西鄉村設護童崗，一開始定的是‘每天值守四小時’，老農們說‘早上六點要下地，沒法值守’，后來改成‘早班七點到九點，晚班六點到八點’，還加了‘值守一次給五明幣補貼’，這樣才沒人缺席。你們學理論，就得記住，百姓的話比條文重要。”

三月初，全國議事會組織督查，看到的是這樣的場景：蘇省織工專科學校的學生，用《秀英思想》的“工農權益理論”，幫織工算清了“織帶花紋的云錦，工時該多算兩小時，工錢能多拿三幣”；川省涼山的彝族學生，用《常靜徽思想》的“基層治理理論”，幫山寨擬了“火塘護童議事會”制度，寨老們都說“這理論懂俺們”；漢武大學的學生，用《品德與法典》的理論，幫西鄉村完善了護童崗規章，加了“村民可隨時查崗”的條款，王嬸笑著說“這才是學了能用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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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查報告里寫著：“全國67所高校均已成立直屬理論教學機構，四門課程理論占比達標率100%，學生能用理論解決民生問題的比例從38%提升至76%，其中工農代表參與評分的實踐報告，通過率82%。”

那天晚上，朱靜雯、趙麥圍、朱悅薇、陳紡娘、馬淑賢、林織娘坐在議事廳的角落，看著窗外京北的夜景——遠處高鐵站的護童核驗點還亮著燈，近處織坊的窗戶里透出織機的微光。趙麥圍咬了口麥餅，說：“俺們搞理論課，不是為了讓學生背條文，是為了讓他們握著理論的‘鐮刀’，能幫工農割掉‘難題’，種出‘好日子’。”

朱靜雯點頭，翻開《大明民主主義原理》，扉頁上有工農代表們的簽名，張大叔的字帶著麥稈的糙氣，李姐的字沾著云錦的墨香。“這就是大明的理論課，”她說，“根在工農，魂在民生，60%的理論是百姓的經驗，40%的實踐是百姓的需求——這才是馬克思主義改變大明的樣子，不是喊口號，是讓每個學生都能成為工農的‘幫手’，讓每個理論都能長在民生的地里。”

夜風從銅門縫里吹進來，帶著麥田的清香，議事廳里的燈光映著那本寫滿工農智慧的標準草案，也映著大明民生理論的未來——那是由麥農、織工、護童員和學生們一起，用理論和實踐織就的，踏實又紅火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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