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初，美國各大城市街頭及學術期刊界

一場由東西部財閥資助、在學術高地展開的、關于羅斯福新稅收法案的“神仙打架”，正進行得如火如荼。支持新政的進步主義學者們，引經據典（主要是凱恩斯的理論），闡述zhengfu通過累進稅進行財富再分配、擴大有效需求、維護社會穩定的必要性。他們聚焦于“公平”與“長遠穩定”，論證高稅率是針對極少數頂層富豪的，是為了拯救資本主義自身。

然而，這場精心設計的、旨在影響精英和國會議員的學術辯論，卻產生了意想不到的“溢出效應”，并迅速失控。最直接受到沖擊和感到恐慌的，并非那些真正的超級富豪（他們有各種手段避稅），而是那些處于社會中上層的、有專業技能的“中產階級”——醫生、律師、工程師、中層經理、成功的農場主、小企業主。他們的年收入可能達到數千甚至上萬美元，這在當時是相當富裕的水平。

當他們在報紙上讀到反對派教授那些危聳聽的模型推演——“94%的最高邊際稅率將扼殺投資”、“高稅收會導致經濟萎縮”時，他們自動將“高稅率”的潛在目標映射到了自己身上。一種強烈的、基于自身利益的恐懼迅速蔓延開來：

“94%的稅率？！今天是對年收入百萬的富豪征稅，明天會不會就對年收入一萬的我們開刀？”

“我們辛辛苦苦讀書、工作，好不容易攢下點家業，難道就是為了將來被zhengfu拿走一大半？”

“如果企業主因為高稅收而不再投資，我們這些靠薪水吃飯的人，工作還保得住嗎？”

“留下幾百美元？我們的房貸、車貸、孩子的大學學費怎么辦？”

這種“滑坡謬誤”的恐懼感，遠比抽象的經濟學模型更具煽動力。很快，在波士頓、紐約、芝加哥、洛杉磯等大城市，出現了由中產階級專業人士自發組織的、規模不小的街頭請愿活動。他們舉著的標語不再是反對富豪，而是充滿了自身焦慮：

“保護中產階級的美國夢！”

“反對扼殺奮斗者的高稅收！”

“勤奮工作不應受到懲罰！”

“總統先生，我們不是您要打擊的富豪！”

這些請愿活動讓論戰的雙方學者都大跌眼鏡，措手不及。

反對派學者陣營（財閥支持方）內部：

“見鬼！這群中產階層跑來湊什么熱鬧？”一位在芝加哥大學執教的、深受財團資助的經濟學家在私下抱怨，“我們論證的是超高稅率對資本形成和風險投資的毀滅性打擊，針對的是洛克菲勒、摩根那個級別的人！他們的收入離94%的稅率門檻差得遠呢！他們這是在對號入座，自己嚇自己！”

“不過…”另一位來自哈佛的政治學者眼中閃過一絲精光，“這未必是壞事。中產階級的恐慌是強大的政治力量。羅斯福最引以為傲的‘新政聯盟’里，中產階級是重要組成部分。如果這群人開始懷疑羅斯福的稅收政策最終會損害到自身利益，那對羅斯福的政治基礎將是沉重打擊。我們可以…順勢引導一下這種情緒。”

于是，一些反對派學者的文章開始出現微妙的變化，在繼續抨擊最高稅率的同時，會“不經意地”提到“稅基的擴大化風險”和“稅收政策對中等收入群體的潛在擠壓”。

支持新政的學者陣營（羅斯福方）內部：

支持羅斯福的學者們更是焦頭爛額。一位威斯康星大學的進步經濟學家對他的同事苦笑道：“我們的模型和論述，完全集中在如何讓頂層財富向下滴漏，以及如何防止社會撕裂。我們所有的假設和辯論對象，都是那百分之一的頂層富豪。我們根本沒想過要去動中產階級的奶酪！事實上，新政的所有社會計劃，如社會保障、公共工程，受益最大的恰恰是廣大的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現在可好，他們被反對派的恐怖宣傳嚇壞了，反而上街反對我們了！”

他們急于澄清，在報紙和廣播中大聲疾呼：

“請中產階級的朋友們保持清醒！新政的累進稅制有明確的起征點，針對的是金字塔最頂端的超額利潤和巨額遺產！你們的收入遠遠達不到那個級別！你們的稅負不會增加，反而會因zhengfu提供的更多公共服務和更穩定的經濟環境而間接減輕！”

“高稅率是針對富豪的，中產階級是新政要保護的對象！不要被既得利益集團散布的恐慌情緒所利用！”

然而，這種澄清在彌漫的焦慮面前顯得蒼白無力。恐懼，一旦被點燃，就很難用理性的說教來撲滅。

這場意外的“中產階級恐慌”，徹底打亂了雙方原本的辯論節奏。羅斯福陣營被迫將大量精力用于安撫中產階級，解釋政策的細節和真實影響范圍，攻勢受挫。而財閥支持的反對派則意外地獲得了一支強大的“同盟軍”——雖然這支力量并非完全受其控制，甚至其訴求與財閥的根本利益（維護頂層財富）并不完全一致，但在“反對高稅收”這一點上形成了短期合力，給羅斯福zhengfu帶來了巨大的政治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