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寧元年九月的汴京，金風送爽，本應是一年中最宜人的時節。

然而，一股詭異的暗流，卻隨著秋風吹遍了京城的茶坊酒肆、勾欄瓦舍，甚至悄然浸潤著一些士大夫的私邸。

市井間開始流傳一些有鼻子有眼的說法，其核心直指深居禁中的年輕官家趙頊：

“聽說了嗎？官家前些日子下的《罪己詔》，說是德行有虧，才引來了河北的大災！可這反省才幾天吶？

西北綏州那邊，種將軍修城修得熱火朝天，錢糧像流水似的花出去，這哪是休養生息，分明是要跟西夏再開戰端啊！”

“就是！西夏人這次來，聽說姿態放得低，是想用什么東西換回綏州，息事寧人。可咱們官家倒好，硬是咬著不放！這不是窮兵黷武是什么？”

“唉，河北的百姓還沒從地里刨出食來，尸骨未寒吶！官家不想著怎么好好賑濟撫恤，卻把力氣都用在邊關上招惹是非。

這這怕是上天降下的警示還不夠，官家還沒真正醒悟啊！”

這些流，如同毒蔓，巧妙地纏繞著兩個看似矛盾的事實：

皇帝剛剛下詔罪己承認“德不修”，另一邊卻在邊境“大動干戈”。它們將天災與人事強行勾連，將趙頊塑造成一個“不恤民困、好大喜功、違背天意”的昏聵形象。

其惡毒之處在于，它并非空穴來風，而是利用并扭曲了真實發生的事件，極具蠱惑性。

很快，這些市井謗，經過某些有心人的潤色和引申，開始出現在一些文人的筆端和清議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