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的輿論場在經歷短暫的沉寂后，一股更為精巧、也更為深刻的暗流開始涌動。

這一次，不再僅僅是市井間的牢騷，而是源自士林內部，帶著明確意圖和理論包裝的定向風波。風眼的中心，正是以司馬光為代表的一批對當下朝政風向深感不安的士大夫。

在司馬光那間堆滿經史典籍的書齋內，燭火搖曳。幾位與他志趣相投的舊友門生悄然聚首。

他們并非要策劃什么陰謀，而是懷著一種“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沉重使命感，在品評時政。

“君實兄，”一位在太學擔任博士的老友輕啜一口茶，憂心忡忡地開口，

“陛下自即位以來，銳意進取，本是好事。然觀其施政，似與仁宗朝寬仁、務本之氣象，漸行漸遠矣。”

他細細數來：

“其一，鹽政之事。韓絳在江南，以霹靂手段整頓鹽法，固然增加了國庫收入，然其過程，牽連甚廣，手段酷烈，有違‘刑罰世輕世重’，以教化為先的圣人之訓。

陛下非但不予約束，反將其調回三司，委以財計重任，此非鼓勵‘苛察’之風乎？”

“其二，邊事之策。對西夏，一味強硬，綏州筑城，擺出進取之勢，全然不懼開啟邊釁。

此與仁宗皇帝晚年持重守成、保境安民的方略大相徑庭。陛下年輕，恐有輕啟戰端、好大喜功之嫌。”

“其三，取士之道。策論改革雖由曾公亮主持，然明眼人皆知，此乃陛下之意，旨在選拔通時務、有干才之士。

此舉雖佳，然若過度強調‘事功’，恐使士子汲汲于權術利害，而輕視了經義根本、道德修養。長此以往，禮義廉恥之國本動搖矣！”

這番話，道出了在座許多人的心聲。他們理想中的君主，是宋仁宗那樣，垂拱而治，寬厚仁德，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崇尚文教，不輕兵事。

而如今的趙頊，表現出來的卻是重用“酷吏”能臣（如韓絳、呂惠卿、曾布）、崇尚事功效率、對外態度強硬，

這與他們秉持的“王道政治”、“以內修德政為本”的儒家理想產生了尖銳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