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令他們不安的是，皇帝似乎對司馬光所倡導的“復三代之禮”、“以禮治國”的核心主張，興趣寥寥。

司馬光如今被安置去修書、審案，看似尊崇，實則是被邊緣化于核心決策圈之外。這種“敬而遠之”的態度，在他們看來，意味著皇帝正被另一套更講求“功利”和“權變”的思潮所吸引。

司馬光一直靜默聆聽，此時緩緩放下手中的書卷，目光深邃，語氣平和卻帶著不容置疑的堅定：

“諸君所慮，皆切中時弊。陛下天資聰穎，有心振作，此乃社稷之福。

然，治國猶如烹小鮮，不可操切。韓絳理財，雖見成效，然聚斂之臣，古之賢君所慎用。

邊事強硬，雖揚國威，然兵者，兇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取士重策論，雖得干才，然德行不修，雖有才，亦足以濟其奸。”

他頓了頓，聲音更顯沉重：

“我輩之責，不在于攻訐君上，而在于格君心之非，引其歸于正道。陛下近日下詔罪己，‘德不修’，此正顯天心示警，陛下或有所悟。吾等當趁此機緣，因勢利導。

他提出策略：

“不宜直陛下之失，而當借天變災異，屢申‘修德’、‘恤民’、‘偃武’之大義。

奏章事，可多引《春秋》災異之說，先賢治國之道，闡明唯有內修德政，方能消弭天變，外服四夷之理。

將綏州之役、江南鹽政等具體事務，皆提升至‘是否合于王道’、‘是否利于養民’的義理層面來辨析。”

這便是更高明的手段：不直接攻擊皇帝的個人決策，而是通過持續不斷的理論灌輸和道德呼吁，試圖將皇帝的施政思路，扳回到他們認可的“仁宗舊軌”和“三代王道”上來。

他們要將具體的政策爭議，轉化為一場關于治國根本理念的論戰。chapter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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