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寧元年九月的滄州，天地間已是一片蕭瑟。馬車在顛簸的官道上行駛，車輪碾過干裂的土地，揚起漫天黃塵。

王安石撩開車簾，望向窗外。與江南的濕潤繁茂不同，這里的田野顯得空曠而疲憊，大片龜裂的土地上只有枯黃的草梗在風中瑟瑟發抖。

偶有倒塌的土坯房舍映入眼簾，無聲地訴說著不久前的天災。

他奉安撫使富弼之命，以“核田清冊使”的身份來到這河北重災區。

懷中揣著的是朝廷盡快厘清荒田、安置流民的期望，心中裝的則是在鄞縣成功實踐后的一腔銳氣。他相信，只要立定決心，雷厲風行，沒有掃不清的積弊。

行轅設在南皮縣一座破舊的驛站。次日，王安石便升堂召見滄州通判及南皮縣一眾官吏。

他語簡潔，直接下達了指令：十日之內，將州內所有“戶絕田”、“逃戶田”的冊籍整理完備，呈報上來。

堂下官員們態度恭敬，連聲稱是。然而，十天期限一到，送到王安石案頭的，只有幾卷字跡潦草、蟲蛀鼠咬的陳舊簿冊。

通判一臉為難地解釋：“王大人明鑒，去歲地動，衙署損毀，文書多有遺失。加之胥吏人手不足，逃亡者眾，還需些時日”

王安石的臉瞬間沉了下來。他能感覺到一種無形的、粘稠的阻力。這不是公開的抗命，而是官僚系統慣有的推諉和拖延。

他強壓著火氣，申飭了幾句，將期限又寬限了五日。他知道，自己面對的是一堵由因循和惰性筑成的高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