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博士的引導下，論議迅速走向深入，大量被刻意淡化的歷史細節被重新提起：

匈奴的威脅本質：博士引述《史記》、《漢書》，描繪出一幅可怕的圖景：

匈奴并非簡單的強盜，而是一個具有高度機動性和強大軍事組織、且將掠奪視為生存方式的文明體。

其“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逃”的戰術，對定居的農耕文明是天生的克星。白登之圍，劉邦險些喪命；文景之世，烽火頻傳，甚至“候騎至甘泉”（匈奴偵察兵到達長安附近）。

“和親”與“歲貢”的屈辱與無效：博士尖銳地指出，在武帝之前的和親政策，并未換來和平，反而讓匈奴視漢朝為軟弱可欺的“外庫”，索求無度，動輒寇邊。

這并非仁義，而是在實力不足下的無奈茍安，本質是飲鴆止渴。

武帝戰略的必然性：當國力積蓄到一定程度（文景之治的底子），面對一個不可能被“感化”、且威脅日益增大的對手，主動出擊，爭奪戰略主動權，是唯一的選擇。

戰爭的巨大消耗，是為了換取文明的生存空間和長期安全，是“以一時之痛，解百年之患”。

論議至此，博士話鋒陡然一轉，聲音沉痛而警醒：

“諸生！讀史非為發思古之幽情，乃為觀照當下之得失！”

“試觀今日之天下，大宋之北，契丹（遼）立國已久，制度森然，非匈奴可比；西北之西夏，雖小卻悍，屢為邊患。此二者，豈非昔日匈奴之鏡像？”

“若我朝只知沉醉于汴梁繁華，滿足于歲幣納貢，而不知整軍經武，銳意革新，一旦北疆有變，強敵南下，我輩今日之太學，安知不會成為他日之‘金陵王氣黯然收’？”

“漢武帝時，尚有河套可爭，有河西可通。今日我朝，若失燕云，則門戶洞開，一馬平川，直抵黃河！屆時，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這番話，如同一聲驚雷，在眾多士子心中炸響。他們從未以如此宏大的“文明生存”視角來看待歷史，更未將歷史的教訓如此直接地與現實危機掛鉤。

許多原本抱著“反戰”、“恤民”思想的學子，陷入了深深的沉思。“茍安”的代價，可能是整個文明的傾覆，這個想法讓他們不寒而栗。

這場太學論議的內容，如同插上了翅膀，迅速在汴京的士大夫圈子中傳播開來。茶樓酒肆、書院文會，處處都在激烈爭論這個“文明生存戰”的新議題。

保守者抨擊此論過于危聳聽，有“鼓吹窮兵黷武”之嫌，違背儒家仁政愛民之本。

務實者與憂國者則深受震動，開始重新審視周邊的戰略環境，意識到“富國”必須與“強兵”緊密結合，否則財富不過是待宰的肥羊。

改革派則如獲至寶，將此論視為對熙寧新法（尤其是強軍方面）最有力的輿論支持和理論依據。

而端坐于宮中的趙頊，靜聽著皇城司報來的種種議論，嘴角露出了深邃的笑意。這正是他想要的效果。

他的目的非常明確：

思想啟蒙：打破士大夫階層“重文輕武”、“以和為貴”的固有思維定式，用歷史的殘酷真相，給他們注入一劑“憂患意識”的猛藥。

輿論鋪墊：為他即將推行的各項加強軍備、開拓邊疆的政策（如王韶的熙河之策），營造一個理解、甚至支持的輿論氛圍，減少來自士林的阻力。

凝聚共識：試圖在“保衛華夏文明”這個更高的旗幟下，凝聚-->>起變革的力量，將內部的爭論轉化為一致對外的動力。

這場太學論議，如同一塊投入平靜湖面的巨石，在熙寧二年初的政壇和學界，激起了層層漣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