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日的波瀾尚未平息，第二日，新的題紙又至，標題更為尖銳——《王霸之辯，可有時乎？》

問題更加咄咄逼人：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是否意味著，無‘力’則‘仁’亦不可行？”

“假設強虜壓境，欲行仁政于百姓，是先修文德以來之，還是先強甲兵以御之？”

“《春秋》褒獎齊桓公、管仲‘尊王攘夷’，此乃‘王’道，還是‘霸’術？若為‘霸’，孔子為何褒之？”

這一問，直接將理想拽入現實。當北遼西夏的鐵騎威脅真切存在時，空談“仁者無敵”顯得如此蒼白。

許多學子想起邊關的烽火，想起朝廷歲幣的屈辱，不禁血脈僨張。辯論開始轉向務實：

“無甲兵之強，仁政何以施行？齊桓尊王攘夷，正是以霸術行王道！”

“富國強兵”這個一度被某些清流鄙夷的目標，第一次在經典的闡釋下，獲得了正當性。

消息像長了翅膀一樣飛出太學，傳遍汴京官場。諸多中層官員，尤其是那些在地方任過職、深知民生艱難的務實派，聞之暗暗頷首。

而保守的臺諫官們，則感到了極大的不安，這匿名之問，刀刀見血，卻一時不知如何反駁，因為對方句句引用的都是他們賴以安身立命的經典！

當所有人都在等待第三問時，它果然來了，標題直指根本——《經義與實務，孰為重？》

問題徹底撕下了最后的溫情面紗：

“我輩熟讀經書，通曉義理，此為‘內圣’之功。然則，‘外王’之業，當如何實現？”

“倘若一縣之地，賦稅不均，獄訟不清，我是該引經據典感化百姓，還是該設計公平稅法、明晰律條？”

“司馬公作《資治通鑒》，目的乃‘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若只知興衰之理，而無解決當今得失之術，是否辜負了司馬公的苦心？”

這最后一問，如同驚雷，在太學上空炸響。

它將一個殘酷的選擇題擺在所有學子面前：是做一個皓首窮經、于國于民無補的“腐儒”，還是做一個能解決實際問題的“干吏”？

司馬光這位舊黨偶像的著作，竟成了批判空疏學風的最有力武器！

太學徹底沸騰了！辯論已不再是單純的學術探討，而是一場關于士人價值、人生道路的激烈拷問。

保守派學子陣腳大亂，而務實派學子則占據了絕對的道德和理論制高點，氣勢如虹。

紫宸殿內，趙頊聽著李憲秘密匯報太學內“輿情鼎沸”的盛況，嘴角終于露出一絲深沉的笑意。

“很好。”他輕聲道，“讓輿論再飛一會兒。”

他深知，這把火已經點燃。這三問，如同三粒種子，已深深植入帝國未來精英的心中。

它們不是簡單的考題，而是重新詮釋經典的鑰匙，是塑造新一代士大夫靈魂的模具。

對守舊派：這是一次致命的打擊。他們的理論根基被公然動搖，話語權被巧妙剝奪。他們陷入了被動防御的泥潭。

對務實派與中立派：他們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理論武裝和信心，可以理直氣壯地推行實務，并開始向皇帝靠攏。

對太學生：他們被成功地爭取過來，思想發生了決定性的轉向，成為了變法事業最熱情的支持者和未來的中堅力量。

這場由皇帝親手策劃、匿名發起的“太學三問”，以其極高的理論水平和精準的政治算計，成功地將改革派“富國強兵、務實變法”的訴求，論證為對儒家經典最正確、最深刻的繼承和發展。

它不僅是一場思想輿論的勝利，更是一次完美的政治動員，為即將到來的更大規模的熙寧新法，掃清了思想障礙，奠定了堅實的輿論基礎。

熙寧二年的這個夏天，汴京的太學，已然成為帝國變革的思潮策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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