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通鑒》中的具體史實為例，論證“道”重于“術”，無道之術，其禍更烈。

最后，他發出雷霆般的反問，將難題拋回給對方：

“故，今之問者，爾所‘設計稅法、明晰律條’之‘術’，其靈魂何在？是為充盈國庫以逞君王之欲，均平貧富以安萬民之心耶？

若為前者，縱有‘術’萬千，不過助紂為虐之霸術；若為后者，則需先明‘均平’之大道，而非汲汲于‘術’之本身！”

“爾等割裂‘道’‘術’，空談‘解決’，試問：無道之術，與屠龍之技何異？縱能‘解決’一時一事，然于國家長治久安，是福是禍？”

文章寫完，司馬光擲筆，長吁一口氣。這不是意氣之爭，而是道統之爭。

司馬光沒有親自去汴京，那不符合他的身份和處事風格。他喚來了他最信賴、也是學問最扎實的弟子之一——范祖禹（字淳甫）。

范祖禹此時正追隨司馬光在書局編修《通鑒》，以其沉靜剛毅、學養深厚著稱。

“淳甫，”司馬光將文章遞給他，“攜此文赴汴京，不必投書報邸，徑直去太學，將其張貼于明倫堂前。

若有人問起，便是洛陽士子有感于近日之辯，所作的一家之，供諸生參詳批駁。”

“弟子明白。”范祖禹鄭重接過文章。他深知此文分量，這不僅是師門的回應，更是對當下那股激進思潮的正面阻擊。

數日后，范祖禹抵達汴京，依將文章悄然貼出。

《正〈資治〉本義示諸生》一出，如同在沸騰的油鍋中滴入冷水，瞬間在太學引發了新一輪、更深層次的思想地震。

支持司馬光的學子們如獲至寶，奔走相告：“司馬公真乃砥柱中流！一語道破玄機！”

“我就說嘛，那三問看似有理，實則包藏禍心，欲使我等舍本逐末！”

而支持變法或陷入迷茫的學子，則再次陷入激烈的思考：“司馬公所‘道’之重要，確然在理……然則，空有‘道’，無‘術’以行之，道豈不成了空中樓閣？”

“‘無道之術’確是禍害，但‘無術之道’又如何落地？”

辯論并未停息，反而因為司馬光的介入，從“是否要實務”的層面，徹底升華到了“‘道’與‘術’究竟該如何結合”的哲學思辨高度。

這場由皇帝匿名挑起的“太學三問”，終于引來了它最重量級的對手。

司馬光以其深厚的學養和凜然的氣度，成功地將辯論拉回自己擅長的“義理”戰場，并為所有反對激進變法的人，提供了一面堅實的思想旗幟。

汴京的思想交鋒，自此進入了真正的高手對決階段。而年輕的皇帝趙頊，在深宮之中收到李憲的密報時，也必將意識到，他面對的舊黨領袖，絕非易與之輩。

真正的較量，才剛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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