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范祖禹將司馬光那篇《正〈資治通鑒〉本義示諸生》張貼于太學明倫堂，并在士子中引發巨大共鳴與回響之時，所有人都認為，這場辯論的天平已開始向舊黨傾斜。

“汴京一士人”似乎已被司馬公的宏論逼入死角。

然而，他們低估了紫宸殿中那位年輕官家的耐心與鋒芒。

僅僅隔了一日，就在司馬光文章旁，一份墨跡猶新的題紙再次出現。

筆跡依舊從容勁健，但字里行間蘊含的力量，卻如同蓄勢待發的弓弦，充滿了攻擊性。

標題謙遜而凌厲：

《敬問溫公并諸賢：知行困局何解？》

開場并非預想中的激烈駁斥，而是石破天驚的“認同”：

“溫公（司馬光）《正本》一文，字字珠璣，振聾發聵！

所‘知而不行，確為空談’，此乃至理名，亦正是學生近日夙夜難眠、深以為憂之所在！”

此語一出，圍觀學子無不愕然！這并非認輸，而是一種極高明的戰術接手。

趙頊（以匿名身份）巧妙地將司馬光的論點，從一個批判的“矛”，變成了一個需要共同面對的“問題”。

瞬間將雙方從“對立者”變成了似乎是在共同探討一個難題的“同道”。

這完全化解了對立情緒，并將議題瞬間拔高。

緊接著，筆鋒如手術刀般精準，遞出了第一問，直指“知”與“行”的核心關系：

“學生愚鈍，由此生惑，敢向溫公與諸賢請教：”

“有一醫者，熟讀《內經》、《傷寒》，乃至倒背如流，此可謂‘知’醫矣？

然其臨癥之際，見病患而手顫心悸，從未敢開一方。請問，此醫者，是真知醫道，還是僅知醫書？”

此喻通俗而致命。它將抽象的“知行關系”轉化為具體的職業能力問題。

答案不自明：無法實踐的“知”是偽知，是殘缺的知。

這就在哲學層面，將“行”定義為檢驗“知”的最終標準，為“實務”的至高無上性打下了楔子。

不等觀者喘息，第二問緊隨而至，直搗司馬光理論的核心——《資治通鑒》本身：

“再問溫公，《資治通鑒》煌煌巨著，究前世之興衰，此乃洞悉大道之‘大知’，學生無比敬服。

然學生所惑者，書中此‘知’，是源自古人躬身實踐之‘行’，還是源于書齋清談之空想？

若后世學子，只知誦記《通鑒》之陳跡，面對今日全新之困局，卻束手無策，無力‘行’出半分新策。

請問，此‘知’，尚有幾分鮮活之生命力？尚能滋養今世否？”

此問堪稱絕殺。它先以最高敬意肯定《通鑒》的價值，旋即指出其知識的源頭活水正是“古人之行”，從而論證“行”是“知”的母親。

進而質問，如果后人只知繼承“知”的化石，而不能生出新的“行”，那么知識本身就會死亡。

這直接將司馬光所珍視的“知”推入了“必須與時俱進、必須催生新行動”的邏輯牢籠之中。

最后，第三問將焦點從宏大的哲學拉回到每個士人的內心，發起了靈魂拷問：

“三問溫公，亦是捫心自問諸生：我等讀書人，寒窗十載，乃至數十載，所求究竟為何？

是為在精雅書齋中注疏經典，成一‘行走的書櫥’，博得清譽？還是為踏入這泥沙俱下、活生生的世間，體察民瘼，為生民立命，

將圣賢的道理，化作安邦定國、利澤萬民之實績？”